认罪认罚制度从开始试点至今已近6年，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配套制度之一，在司法实务中正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。根据近期发布的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显示，“已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人数占同期审结人数的85%以上；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占量刑建议提出数的90%以上；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，法院采纳人数占同期提出量刑建议数的97%以上。”这些数据足以反映出认罪认罚制度在检察机关贯彻落实的现状。
但是在认罪认罚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，如果司法机关不及时反思，笔者坚信长此以往必将对司法公信力造成破坏。
第一，从具结书来看。具结书虽然不是合同，但系检察机关与嫌疑人、被告人就量刑进行协商的结果，而且是检察机关出具的正式文书，具结书需要随起诉书一起移送审判机关，且《刑事诉讼法》也明确规定，认罪认罚后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，也就是说采纳是原则，不采纳是例外。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，司法机关应当不折不扣的遵守，而不是话语权的问题，更不是求刑权侵犯到审判权的问题。嫌疑人、被告人签署具结书后，如果没有新的指控事实或者量刑情节，检察机关不管何种原因随意对具结书中的量刑建议进行调整，特别是加重量刑，这将使嫌疑人、被告人觉得检察机关不诚信，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单方“违约”了，或者说检察机关出具的文书不作数。这种情况，如果在羁押场所多次传开，对认罪认罚制度的顺利推进肯定是负面的。虽然公诉人会说其也有难处，是审判机关觉得量刑建议不合适，如果不调整的话，审判机关会直接下判，那考核就会受影响，于是只能调整。笔者认为，公诉人可能确实因采纳率的原因面临着压力，但为了采纳率的高，去损害司法的公信力，孰重孰轻不言自明。
第二，从确定刑量刑建议来看。90%以上的案件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，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，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提出如果与嫌疑人、被告人的预期相符，嫌疑人、被告人基本不会上诉，这显然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，提高了司法效率。但有些案件，特别是嫌疑人、被告人未被羁押的案件，公诉人有时出于某种原因，量刑建议对刑罚的执行方式，也就是是否适用缓刑往往不提，有时会说法院适用缓刑我们也不反对，这就把压力输送到法院。对于未被羁押的嫌疑人、被告人来说往往会产生误解，这些嫌疑人、被告人往往心里预期是缓刑，如果一旦一审判决实刑，当场收监，往往会提出上诉。因为他们觉得司法机关会适用缓刑，但最终没有适用，公诉人又没有明确释明，这从某种程度上也会降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。虽然签署了具结书，但并未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制度设立的初衷，也即未实现制度设立的目的。
第三，从审判机关来看。审判机关对最终判决显然具有决定权，其可以不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，也可以建议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予以调整，这些都没问题。但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来说，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对量刑是协商过的，如果量刑建议未明显失当，最好就别建议调整了，有法官可能会认为，审判权在法院，我有权力，这话也没错。但从认罪认罚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，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，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争取时间的。如果检察机关建议8个月，最终判决9个月，意义何在，就为了体现一下审判权在法院？如果公诉人迫于采纳率的考核调整了量刑建议，但被告人是何处境呢？被告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具结书被撕毁，因为这个量刑建议是法院建议调整的，被告人肯定会想，如果不认罚，会不会再加重，在这种压力下，被告人往往还会选择认罪认罚，但这种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可想而知。往往一审判决后，被告人还是会选择上诉。这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。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认罪认罚制度节约的司法资源是用基层检察人员更多的工作量换的，基层检察人员为了嫌疑人、被告人认罪认罚会比制度设立前耗费更多的精力，教育转化，量刑计算等等。因此，从大局出发，审判机关应当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予以尊重，未出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情形，一般应当采纳，检察机关也应当坚持自己提出的量刑建议，即使审判机关最终未采纳，也应有所坚守，如果认为量刑适当，可以提出抗诉，从而显示出检察机关对具结书的态度，只有这样嫌疑人、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宣传才是正向的，才会维护好司法公信力。
